第
3
周
4月5日——4月11日
一、省港大罢工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关于声援上海人民斗争的指示，决定指派邓中夏、黄平、杨殷、杨匏安、苏兆征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经过短短几天的发动，工人们纷纷表示赞成举行罢工，声援上海反帝爱国运动，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香港组织罢工的公开指挥机关。由苏兆征任干事局长，黄平任外交委员，邓中夏任参谋长。6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又指定冯菊坡、刘尔嵩、施卜、李森、林伟民、陈延年组成党团，负责发动广州洋务工人罢工和组织接待香港罢工工人。
具有爱国光荣传统的香港工人，为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于1925年6月19日开始举行罢工。6月19日，首先起来罢工的是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等行业工人，其他行业工人也争相响应参加了罢工。半个月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近20万人，并通过全港工团委员会对香港当局提出了要求。
港督史塔士对于罢工工人的要求根本不予考虑，宣布紧急戒严，调集英军进入市区，对于华籍警员全部缴械；同时，禁止粮食对内地出口，封锁广州国民政府等办法对付罢工工人。
港英当局的这些行动，更加激怒了香港工人和华商。有10万多名工人、职员在苏兆征等人的率领下回到广州。皇仁书院的学生500多人也在6月21日罢课返回广州。
“沙基惨案”发生后，罢工进一步扩大。省港罢工工人为统一领导，组成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最高的执行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推举苏兆征为委员长，李森为干事局长，邓中夏、廖仲恺等为顾问。中国共产党在罢工委员会内建立了党团组织，建立党团特别委员会，邓中夏任书记，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凡重大问题都通过党团组织讨论，再通过大批积极分子贯彻下去。在罢工工人组织中担负各种职务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取得群众信任，以保证共产党在大罢工中发挥领导作用。
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对香港实行严密封锁。工人纠察队驻防各海口封锁香港，严格缉拿帝国主义奸细，严禁走私物资出港。周恩来从黄埔军校、铁甲车队抽调了徐成章、周士第等优秀的军事干部到纠察队担任教练，积极协助邓中夏培训纠察队员。很快，广州国民政府封锁香港的政策收到了实效，给予港英当局重大打击。港督史塔士无奈，只好于9月28日派出华商8人赴广州试行谈判。11月1日，港英政府再派华商为代表赴广州谈判。
1926年夏，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数千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慰劳队等开赴前线，罢工工人纠察队镇守后方。同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宣布结束罢工。这场罢工坚持长达16个月之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
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
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
无产阶级。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
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三、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也叫"三二〇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为破坏国共合作，夺取革命领导权，蓄意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事件。对于这次事件有两种猜测。有人认为是蒋中正故意将中山舰调动又矢口否认以制造借口打击中国共产党。也有人认为这是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欧阳格(欧阳钟的叔父)等故意向李之龙假传蒋中正的指令，两边离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关于三二〇事件，陈独秀说:"三二〇事变发生的原因虽然很多，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阶级矛盾。""在这个时期，党的策略并不是一致的。首先，我们党在广东工作的同志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是，我们当时应采取进攻的策略。""然而，党的意见是，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对此，陈独秀表示，支持党中央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并为此进行了辩解。他说:"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
四、北伐战争开始
北伐战争，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蒋介石为总司令于1926年至1928年间发动的统一战争。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在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以后，国民政府内部因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态度而一度分裂，汪精卫和蒋介石决裂，北伐陷于停顿。宁汉合流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并在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加入下，于1928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的张作霖撤往东北并被日本刺杀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伐完成，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北伐战争主战场是一场完美的由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的一次大革命。虽然是共产党主动要求的合作，但是共产党也的确是拿出了百分百的诚意去合作，在战争中，充分投入兵力去作战。——即使在这之前，两党因为立场不同摩擦不断，但是共同的奋斗目标还在支撑着合作。那么北伐战争主战场是哪里呢?
这场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北伐战争主战场主战场是湖南、湖北，作战对象是吴佩孚。再者由于吴佩孚是三者之间实力比较弱的，我们集中兵力去对抗成功性也大一点。再加之，三大军阀之间也不是完全的合作关系，还是有利益竞争的，所以另外两家肯定会观望一段时间。第二阶段的北伐战争主战场是从江西到江苏南部和浙江，主要作战对象是孙传芳。虽然孙传芳在看到自己的上家快被灭了之后，已经赶紧的商量对策了，但是无奈还是一直在被打退，最后也被灭了。第三阶段的北伐战争主战场是东三省，作战对象是张作霖。这个人也是三者之中实力最强，最难搞的。这一阶段情形比较复杂，蒋介石在占据南京上海后，心里就不安分了，发动政变。国民政府在武汉曾发动沿平汉线北伐，但是仅仅将奉军驱出河南。随后武汉发动“清共”。后来蒋发动第二次北伐，将奉系势力驱逐出山海关。
总的来说，这次战役是胜利的，但是胜利果实却是被蒋介石盗取了。
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役包括贺胜桥战役、武昌战役以及南浔路战役等等，成功的攻克了南京、长沙以及上海等重要地区。在这些主要战役中武昌战役还有着非常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五、《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在武昌都府堤41号完成 。
其主要内容为:(一)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二)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三)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四)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毛泽东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与对农民运动的研究，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依据自己的观察，断言"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这是对农民运动革命性、正义性的总体肯定，彰显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在文章中中，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种。在他看来，富农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农民的力量，来自农民的组织、农民的武装、农民的权力，来自针对农民的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农民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推翻农村社会的封建统治，建构新的社会基础、社会秩序。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明确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运动有重大的宣传效果，甚至在国际上都赢得赞誉。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
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经过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蒋介石通过此事成为了被国民党内右派的多数派支持，成了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使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事业严重破坏，延缓了成功的时间。蒋虽然不久由于北伐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大权，完成北伐，开始了在中国数十年的统治。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清党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121万，其中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3月，国民党员人数为22万。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这意味着清党行动清掉了国民党左派全部党员的一半多，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浙江省建立县党部的县份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
四·一二事件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共产党认为，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失败。四·一二事件之后，共产党内坚持和国民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撤职。陈独秀被认为一味退让，甚至要求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上缴武器，造成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武力清党毫无准备。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共产党联合极少数国民党左派在南昌发动南昌起义，开始了组建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革命，直到夺取中国的政权。
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的杜月笙则事业顺利发展。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度持此功谋求上海市长一职未遂。1949年在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失败退往台湾之际，杜月笙担心自己当年参与四·一二事件的经历令共产党不会放过他，便逃到香港。
七、中共五大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